遗址是时光封印的先辈故事，考古则是解开封印密码的唯一钥匙。

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是对考古工作的价值认定和成就褒奖，被誉为考古界的“奥斯卡”。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，时隔12年，凤阳明中都遗址上榜，安徽大遗址再次惊艳考古学界。

2021年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合作，重点发掘明中都遗址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和涂山门遗址。此轮发掘，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涂山门的城台、马道及其旁侧城墙的地上、地下结构，首次揭露出前朝区宫殿的真实面貌，并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、下启明清的历史地位，为中古以来中国都城布局、宫殿建筑的演变研究填补了关键环节的重要材料。

600多年前的大国都城，抖落历史烟尘，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，诉说历史上的辉煌故事。

争论

40余年的宫殿形制谜团

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好地方。自从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……”几百年来，流传淮河两岸的民歌《凤阳花鼓》，唱尽了浸润凤阳史志的眼泪与辛酸，也道出了这片土地的故事源头，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——朱元璋。

洪武二年(1369年)，明太祖朱元璋下诏，在家乡凤阳营建中都，洪武八年(1375年)以“劳费”为由罢建。此时城市轮廓已经形成，城垣、宫殿、坛庙、钟鼓楼、军事卫所、公侯宅第等多数遗址留存至今，与水系路网和建城时开设的窑址、石料厂等工程遗存等，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。

600多年风雨侵蚀，中都城遭到严重损毁，很多遗迹长埋地下。1969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8岁的年轻学者王剑英下放到凤阳“五七干校”，凭借深厚的文史功底，开始寻访考察明中都遗址。他对明中都有关文献记载进行系统梳理，详细考证了明中都的选址、营建过程、城市布局、建筑设计以及建筑的历史变迁，重新“发现”这座皇城的昔日荣光。

在1975年所著《明中都城考》一书中，王剑英认为明中都中心宫殿与南、北二京相同，有奉天、华盖、谨身三大殿。但在1981年实地调查时，他根据台基“中”字形的地貌认为，其可能异于南北二京，只能分布一殿。到1991年，在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发表《明中都》一文时，他又对宫殿名称俱按北京宫殿命名，并明确表示正中宫殿为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，与元大都前后殿以柱廊连接的形制不同。

“史书中关于明中都宫殿的记载极为简略，仅有‘临濠宫殿’‘凤阳宫殿’等只言片语，宫殿名称、建筑布局和结构均未明确。王剑英先生调查考证有自我矛盾的地方，主要是囿于文献研究与地表调查工作的局限。”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志说。

40余年来，明中都宫殿形制始终成谜。2015年以来，王志担任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，解开明中都历史谜团的重任落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身上。

解谜

“工”字形布局接近元大都

2013年，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立项。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，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大遗址考古的要求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联合山东大学、故宫博物院对明中都遗址进行系统、持续的考古勘探、发掘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明中都城址布局日渐清晰，承天门、东华门、外金水桥等多组单体建筑遗存的形制和结构逐步揭示，只剩下宫殿形制有待揭开神秘面纱。

2021年，前朝区核心宫殿基址的发掘拉开帷幕。考古工作者先用十字探沟法寻找基址线索，再根据线索围绕基址边缘探寻出台基的范围和基本形态;其后对宫殿基址的西半部和西侧连廊及附属建筑，展开大面积揭露和局部解剖工作，累计揭露面积9600余平方米。

这次发掘发现，宫殿由前殿、后殿和穿堂组成，均位于夯土台基之上。通过台基夯土内的磉墩分布，复原出前殿与后殿的建筑开间均为面阔九间、进深四间，前后殿之间有阔三间、深七间的穿堂。

“可以判断，前朝宫殿的布局并非‘中’字形，而是‘工’字形，且是前后殿加穿廊的整体结构。在宫殿形态上，明中都与南京、北京两座宫殿的三殿布局不同，而更接近元大都的宫殿形态。”王志说，这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，极大地推进了对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。

考古界普遍认为，明中都宫殿虽参照元大都，但存在大量创新。明中都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“三朝五门”制度转化为前导区，安排在宫殿之南。相比元大都，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距离长了两倍，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摆下端门、承天门、大明门。同时，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，移到了阙门之左;象征疆域版图的社稷坛，移到了阙门之右。这种布局，用一重重的墙与门，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，推向了顶峰。

“明中都宫殿基址的考古发现，补充完善了中国建筑史元、明两大篇章之间的缺环，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明早期官式建筑在基础做法、用材与结构等方面的嬗变，其设计理念、结构布局和工艺做法，无不体现出由宋元向明清过渡的特征。”王志解释说，明中都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、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，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。

惊喜

古都规划的理想化实践

在发掘宫殿台基的过程中，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四处踏道和多块础石。础石皆为覆盆式，其中前殿出土的巨型础石用料边长近2.8米，础面边长2.5米至2.6米，覆盆直径达1.8米，体量为目前所见宫殿建筑础石之最。

“明初，朱元璋举全国之力修建中都，建造力求奢华，体现了最高的规制和工艺，与其后整修的南京、北京皇城追求朴素坚壮有所不同。”王志说。巨大的础石、精美的龙凤纹雕刻石栏板，似乎在诉说这座未竟皇城前世的一丝遗憾。

此次发掘带给考古工作者的欣喜不限于此。在宫殿前殿中部偏后处，还发现一座黄土中心台，长5.4米、宽4.9米，土质极纯，黄中偏红，残存深度达4.5米。结合勘探，明确其被周边夯土所叠压，为本组宫殿建筑中最早的构筑物。

“黄土中心台的位置是前殿摆放龙椅的位置，正处于整座宫城的几何中心点上，可能与城址建设中的选址、择中理念有关。”王志推测，明中都宫殿先建设黄土中心台，然后围绕黄土中心台展开，这或许体现古代风水堪舆学中“点龙穴”的手法，为筑城选址理念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。

明中都城罢建后，皇城在明代为留守司、守备太监等看管，但屡有扒拆;清代将县治迁入皇城内，在原中心宫殿基址上建起了县学。此次发掘，揭示出县学为南北向长方形院落结构，有不断向南增扩建现象，发现的五组建筑与文献中的县学建筑及维修、扩建的记载基本吻合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点评说：“清代县学院落的考古新发现，为明清县级官学制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。”

“明中都遗址的价值，不仅体现在它处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承上启下的节点上，还在于它是于生地起建，是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一次理想化实践。”王志介绍，明中都建筑大多建成或已经建设了基础，即告罢建，且未曾作为都城使用的特点，使明中都的建筑在建造时间上较为单纯，对于研究规划理念和制度更具价值。正因如此，明中都遗址才更被学术界所重视，被誉为最有价值的城址之一。(记者 张理想)